屈原：时间的焦虑
节选自本书第一章
黄晓丹 著
拥有时间这种抽象的概念是不快乐的。它将死亡的阴影投向距离死亡尚远的时候。《离骚》可能讲了另一种东西，即人们从神话时代进入理智时代时的震撼和手足无措。
在博尔赫斯最著名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他提出了“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①的观念。
在这篇小说中，一个为德国人做间谍的中国博士余准，要去杀掉一个英国人。当余准到达这个英国人的住处，发现英国人是一位汉学家，正痴迷于研究余准的曾祖彭㝡的一部小说。这位神秘的曾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三年闭户不出，用一部小说建构了一座时间的无形迷宫。英国人谈到来自彭㝡的启发：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舍间；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再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所说的话，不过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②
展开剩余91%博尔赫斯用这篇小说探讨了时间的观念，认为时间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网状的，每一种结局都是另一些分岔的起点。这种时间观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这篇小说也被认为是后现代文学的开创性作品。博尔赫斯是最早一批打破线性时间、制造时间迷宫的作者。他展现了人从现代社会走入后现代社会中的震撼感和手足无措感。博尔赫斯写出这些作品后半个世纪，东野圭吾、波拉尼奥等人的作品中，时间迷宫的感觉就变得司空见惯了。
博尔赫斯也说：“我相信柏格森说过：时间是形而上学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一切都迎刃而解。我认为，幸亏世界上没有一种危险能得到化解，意思是说，我们将永远焦虑不安。”③在两个时代交界之处，往往会产生第一流的创作者，而他们的作品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常常显得不可理解。这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早、更多地感知到社会的变化、观念的冲突。屈原就是一个这样的作者。
在屈原生活的年代，他的国人感觉不到新时代的颠覆性；在屈原身后，他的阐释者对屈原所处的旧时代感到陌生，所以难以理解屈原的矛盾。屈原虽然获得了长久的纪念，但他的形象变得越来越陌生。人们将他看作一个高尚得无法理解的人物，并因此原谅他的古怪。
环形时间失落，线性时间诞生
屈原生活在公元前四到前三世纪的楚国。这个时候，中原地区已经进入理性时代，而楚地还带有很多神话时代的色彩。楚地的神秘性一直到沈从文写《边城》的时代还存在。在屈原的时代，楚国的巫和史还没有分家，掌管国家事务、氏族传承、神鬼祭祀和宗教礼仪的是同一个人。④据现代学者考证，屈原担任的三闾大夫，就是主管这些事宜的。⑤他可以说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之间的门槛上的人。博尔赫斯是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屈原那个时代虽然还没有图书馆这种东西，但巫史就是整个王国大部分知识的掌管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离骚》中有那么多神灵、草木和历史人物的名字。⑥
根据汉代王逸《离骚经序》的说法，屈原任三闾大夫的职务，掌管王族的昭、景、屈三姓，入内则与楚王谋划政事、起草诏书，出了宫室，就着手监察群臣、应对诸侯的具体事务。⑦楚怀王十年（前319）左右，屈原二十多岁时，就因为为楚国联合诸国抗秦，而被任命为左徒⑧，直接负责外交，后来两次出使齐国。正是在与中原文化交通的过程中，屈原遇到了问题：与中原诸国外交，需对中原之历史有相当的了解，对中原之辞令有娴熟的运用；处理合纵关系，更需对中原君臣的思维方式有精准的把握。中原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开始，儒家对鬼神之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⑨，《尚书》中即已除却了“天”的存在。《春秋》的伦理史观成为叙述历史变迁、解释王朝兴衰的主流逻辑。这给掌管楚国上古神话及鬼神祭祀的屈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屈原越来越难以将神话系统、历史系统、现实系统三者统一起来。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断裂使屈原成为楚国最早的一位精神流亡者。
《圣经》中说，亚当和夏娃因为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获得了智慧，所以眼睛明亮⑩，看到了自己的裸体，因此他们被驱赶出了伊甸园。屈原也被他独有的智慧所累，被驱逐出了神话时代的伊甸园。
神话时代的伊甸园是什么样子的？神话时代是人类第一个文明时代⑪，在神话时代之前，人仅仅是动物。对于动物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我家的小狗黄发财从来没有什么时间的焦虑，你什么时候去看它，它都是一副安处于当下的样子。
可是到了神话时代，人们就开始焦虑起来。因为人们首先是根据生活经验发现，好像所有人都是按照同样的顺序，从吃掉第若干只田鼠开始，牙齿就越来越晃动，越来越跑不过土狼。在生育最后一个孩子之后不久，这个人就死了。1984年，人类学家J.劳伦斯·安杰尔的研究表明：在2.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平均寿命约为35.5岁⑫；日本学者本川达雄在《生物文明论》中，认为日本绳文时代（约前12000—前300）的平均寿命是31岁⑬；而中国学者李法军考察新石器晚期的姜家梁遗址，得出的结论是平均寿命为34.06岁⑭。与对寿命的知觉同时发生的，是对时间的发明，而人类的生老病死，即系于时间之中。
拥有时间这种抽象的概念是不快乐的。它将死亡的阴影投向距离死亡尚远的时候。人类怎样来缓解这种时间的焦虑？靠另一项发现，即自然的时间节律。
人类用“时间”这种抽象工具去认识万事万物，于是发现，春夏秋冬是按顺序运行的。草木黄落之后，经过吃掉若干只田鼠的时间，新的草木又长出来了；再吃掉若干只田鼠，田里就没有田鼠了，田鼠变成了鹌鹑；再吃掉若干只鹌鹑，草木又黄落了。这些事都记载在《礼记·月令》里：
（季春之月）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
（季夏之月）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
（季秋之月）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鞠有黄华……
（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⑮
翻译：
（春天的最后一个月）梧桐开始开花，田鼠变成鹌鹑类的小鸟，彩虹出现了，池塘里有了浮萍。……
（夏天的最后一个月）暖风开始吹来，蟋蟀住在墙隙里，小鹰学习飞翔，腐草变成萤火虫。……
（秋天的最后一个月）大雁飞来，黄雀跳进海里变成蛤，菊开出黄色的花……
（冬天的第一个月）水开始结冰，地面开始冻结，野鸡跳进海里变成大蛤，彩虹藏起。……
在《礼记·月令》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变来变去。这来自对自然准确的观察和不准确的解释。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相信，在冬虫夏草身上发生的不是真菌对幼虫的寄生，而是动植物之间神奇的转化。这也是神话时代原始思维的遗留。原始人观察到，动植物这样变来变去，但自然没有变。好像从这个世界上失去的一切，都会隔着季节在未来回归。这使原始人自然而然地相信，生命能在死后复活。作为这一思维之佐证的，就是各种文明所共同具有的“复活神话”。
我相信，在我们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表明还有一个自然现象也和日出日落一样适合于死亡与复活的观念，事实上，民间习俗就是这样看待它、这样表现它的。这个自然现象就是植物每年的生长与衰谢。古代的普遍意见（虽然不是全体一致的意见）都以一种有力的理由把奥锡利斯的死亡解释为植物衰谢而不是日落。⑯
既然田鼠能变成鹌鹑，腐草能变成萤火，那么人类牙齿掉光，甚至死去也没有什么可怕。那些死去的人一定会变成另一种样貌，在未来再来到这个世界。这样变来变去、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念，就是环形的时间观。巧的是，我们真的有一份资料，能看到这个环。
子弹库帛书完帛蔡修涣摹本，引自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1945年，图版第1页194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的楚帛书，现藏于美国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NationalMuseum of Asian Art)。子弹库帛书有一串很精彩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可以去看李零的《楚帛书研究（十一种）》。陈梦家推测，子弹库楚帛书大约产生于公元前350年前后。⑰而关于屈原出生时间的说法，集中在公元前340年左右。⑱我们可以认为，这件帛书表达的就是屈原那个时代的时间观。楚帛书中间八行一段文字，讲的是创世神话；十三行一段，讲的是天神如何根据人类的敬与不敬，施予吉凶报应；而楚帛书周围的一圈，其中十二个人像就是十二个月神，边文则写了本月的宜忌。据李学勤考证，这十二个神的名字与周人文献《尔雅》中的十二个“月名”是相同的。⑲这头尾相接的十二月神，加上四角的四种植物，表示四季往复、植物更替的时间循环。在这种时间观下，人确实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看作和植物一样，相信它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如果人的生命真的和春夏秋冬一样循环往复，我们肯定很快乐。因为万物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没有什么事需要人类操心。这就像学校的食堂六点开始卖早饭，很努力四点就跑过去了也没有饭吃，所以额外的努力是没有必要的，重要的是根据自然的节奏行事。个人生活是如此，部落行事也是如此。《礼记·月令》里面讲得清清楚楚，人间出现什么灾祸，是因为什么事做错时间了。人们就按照这些规定踏踏实实地生活着：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⑳
翻译：
这个月（孟春正月），命乐正进入国学教授舞蹈。有关官员修订祭祀的典则。祭祀山林川泽，祭品不用母兽。禁止砍伐树木。不得毁坏鸟巢，不得杀死幼虫、胎兽、刚出生的动物、初飞的小鸟，不得捕杀小兽，不得掏取鸟卵。不得聚集大众，不得建置城郭。要掩埋枯骨腐肉。在这个月里，不得举兵征伐，举兵必遭天谴。不得打仗，不得主动发起战争。不要逆天道而行，不要违背地理，不要搅乱人伦纲纪。
若在正月里发布夏天的命令，雨水就不会按时到来，草木早落，国内时有惊恐之祸事出现；若发布了秋天的命令，则有大瘟疫、旋风暴雨、藜莠丛生等祸事出现；如果发布了冬天的命令，就有洪水泛滥、霜雪大至、头番的种子无法播下的祸事出现。
公元前350年左右，中原的民间生活中虽然还信仰循环的时间观，但在国家事务层面，另一种时间观却成为主流。在内政外交层面，国家更多从现实利益角度考虑，天命只作为迟疑不定时的辅助性参照或用来平息异议的说辞；在历史书写层面，则以史官而不是巫史来记录历史，而且主要记录内政和外交㉑，而非鬼神之事。可是人们观察与记录的重点一旦从天人感应的蛛丝马迹转移到现实事务的切实证据，就会发现时间再也不能按照春夏秋冬、草枯草荣的逻辑循环了。总的来说，时间上离观察与记录者越近的事物越为人所熟悉，而越远的事物则越显陌生和怪异。一种崭新的时间观登场了，这就是线性时间观。与这种时间观匹配的，是历史而非神话。
如果我们去看代表中原文化的《诗经》，就会发现，里面有以环形时间观讲农事的《七月》，又有以线性时间观讲历史故事的《长发》《殷武》。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总体来说，环形时间主要出现在神话中，暗示这个世界有一个终极的照管者，或遵守某种固定的秩序；线性时间则从史诗开始，暗示人被神抛弃后，孤独无措地在世上存在。连托尔金的《魔戒》都要设定一个环形时间失落之后破破烂烂的中土世界。
文学作品中常有对线性历史时间的拒斥。比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洞中那个“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村庄，就是集体放弃了历史时间。英国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与世隔绝的香格里拉也是如此。
为什么人们会拒斥线性的历史时间？因为它把神话时代的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对生老病死的防御打破了。本来人们把自己看作和植物差不多的存在，只要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不必害怕死亡。可是环形的自然时间被打破后，死亡就意味着真的回不来了。对于活人，上天也不再主持善恶的审判。生死、善恶两个问题就此摆在了人的面前。诸子百家无一不需思考这些问题。对于中原士人来说，这些思考是系统性的，是群体共同承担的。在依然处于神话时代的楚国，屈原需要一个人去面对。这造成了屈原的痛苦、孤独和分裂。
注释：
① 《小径分岔的花园》，[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著，王永年译:《小径分岔的花园》，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97页。
② 《小径分岔的花园》，第97页。
③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口述》，著，黄志良等译：《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8页。
④ “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80页。
⑤ 姜亮夫称屈原是“宗室巫史之世子，而才思博辨之能臣”。见姜亮夫著：《楚辞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90页。姜氏又称：“总起来看是巫与史合流的人，所以屈子行事，也颇于巫史有关。”见吕慧鹃、刘波、卢达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⑥ 特别是《天问》和《九歌》，绝对不是屈原的主观抒情的作品，而有特殊功用。《天问》述史，以提问方式叙述夏、商、周兴亡史，不是为了给楚国提供借鉴吗?不是巫史的启示录、智慧书吗?《九歌》娱神，演唱《九歌》是为了在郢都的南郊祭祀东皇太一尊神，求神保佑取得对秦战争的胜利，不正是用于‘兵祷’吗?屈原传诵《天问》、演唱《九歌》，都是他的本职工作，是为了巩固楚王的统治，故述史告诫君王求神保佑君王，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证之不远’也！”见郑在瀛著:《楚辞探奇》，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4页。
⑦ 《离骚经序》:“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日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见[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页。
⑧ “大概在楚怀王十一年以前，当楚国任六国纵长与强秦争胜负的时候，他以‘明于治乱’的说辞，为怀王所重视，因而升为左徒。这一年，屈原才二十二岁。”见聂石樵著：《屈原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3页。
⑨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见程树德撰，程俊英等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06页。
⑩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见《圣经》，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年，第2-3页。
⑪ “维柯在《新科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3个时代：1、神的时代，它的特征是异教民族（即前基督教时期的人民）相信自己是在神的统治下生活，预兆和神谕是人们领受神旨的唯一途径和行动指南，同时也构成了最古老的习惯法和世俗制度。2、英雄时代，其特征是处于贵族政体统治下的英雄们相信自己比平民具有某种自然的优越性。3、人的时代，即在人性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的时代。维柯认为，神的时代的法律就是奥秘的神学，它的哲人就是神学诗人，他们是神谕奥义的解释者。”见赵林：《神话时代的文化特征》《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⑫ “1984年，人类学家J.劳伦斯·安杰尔做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表明：在2.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狩猎一采集者的平均寿命约为35.5岁。”见[英]安德鲁·玛尔著，邢科等译：《BBC世界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⑬ [日]本川达雄著，奚望监译，日研智库翻译组译：《生物文明论》，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年，第171页。
⑭ 李法军：《河北阳原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人口寿命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⑮ 《月令》《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2、508、533、543页。
⑯ [英]J.G.弗雷泽著，汪培基等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12页。
⑰ 陈梦家：《战国楚帛书考》《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⑱ 邹汉勋、陈场、刘师培：前343年；郭沫若：前340年；浦江清：前339年；汤炳正：前342年；陈久金：前341年。见杨义著：《屈子楚辞还原》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609-610页。又见汤炳正讲述，汤序波整理：《楚辞讲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一97页。
⑲ 李学勤：《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文物》，1960年第7期。
⑳ 《月令》《礼记正义》，第466一467页。
㉑ “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见[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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